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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区放牛娃
1913年,粟总刚满6岁的时候,天性活泼、机智好动,被父亲送进了在他看来有些沉闷的私塾。在私塾读书的时候,他小小年纪,就有扶困济贫的情怀,有意识管一些“不平事”。
粟总就读的私塾,设在粟总家中的西院花厅,先生是粟总的一位堂伯父。先生的教规非常严厉,背书丢了一句,就要打一板子,无论关系疏远,都一视同仁。
粟总聪明好学,他挨打的时候并不多,但同村的同学粟永年家境不好,每天清早起床后,要放牛、割草。放学后,还要分担许多家务,功课一塌糊涂,常常因此受罚。粟总很同情他,主动帮他补课,两人形影不离、共同进步。在粟总的帮助下,粟永年渐渐远离了先生的板子,还不时受到表扬。多年后的1984年,粟永年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与粟总同窗共读的情景。他回忆说:“我比粟总大几岁,曾经一起在私塾读书两年。他记性好,品行善良,我家里生活困难要放牛、割草,耽误了课,他就帮我补课。我把‘目’字写成‘月’,先生打我板子,他就耐心地教我搞清了两个字的区别。”
粟总帮助粟永年少了惩罚,自己却结结实实挨过先生一顿板子。
粟总的二叔名叫粟周贞,粟周贞早年就读于长沙,回乡后在邻村创办了所新式学堂——第八国民学校,开设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和音乐等课程,传播与传统儒家文化完全不同的新学。粟总听说后,很是好奇,常常一个人偷偷溜到第八国民学校去听课。他觉得那里的上课内容比私塾《论语》《孟子》一类的书本好,不仅听得懂,学生还能唱歌、打球,做各种有趣的游戏。不久,粟总向父亲正式要求转到这所学校。他的父亲认为那是与祖制不符的“歪道”,没有答应,他只得另想办法。
有一天,私塾先生在讲台上讲课,粟总趁着先生摇头晃脑讲得入神时,悄悄使个眼色,带着和他有同样想法的同学溜出私塾,跑到新学堂去了。等他们开足“洋荤”,兴高采烈回来时,先生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手中晃动着令人恐怖的戒尺,要一一惩罚他们。粟总见状,挺身而出:“这不关他们的事,是我带他们去的,要罚就罚我一个人。”
看到粟总当着那么多学生的面顶撞自己,先生的嘴被气歪了,额上青筋隆起。他喝令粟总伸出手板,举起戒尺狠狠抽打。打完了之后,先生还不解气,又到粟总父亲的面前添油加醋地告了粟总一状。粟总回到家后,又挨了父亲一顿训斥。
但粟总没有屈服,铁心要转学,父亲无计可施,只得叹着气答应。家里的私塾不久便撤除了,他和很多同学进了第八国民学校读书。
粟总除了对同学仗义,在村里也非常乐于助人,特别是对一些有困难得村民,他很有侠义情怀。有一年夏天,他放暑假在家,父亲让他去一趟隔壁的塘口村,把佃户粟用礼家的租谷收上来卖掉,好做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粟总沿着山路,高高兴兴来到粟用礼家,粟用礼却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说今年大旱,收成不多,交了租谷就揭不开锅了。粟总看了看他家的屋子,果然空空荡荡,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锅里煮了几个烂红薯当饭。他心一横,自作主张免了粟用礼的租谷。回家后,他从其他渠道拿了够抵租谷的钱,交到父亲手上,扯了个谎说,粟用礼家的租谷已经收了。
父亲信以为真,很是满意,后来经常把管家记账的事情交给了他。他放学后,经常抽空处理家中的账目,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买了什么东西,都要分门别类详细记载,每月结一次账,送给父亲检查。
他的父亲检查账目很认真,但他对市面行情不是特别了解,粟总的仗义行举就更好钻空子了。看到同学家生活困难,粟总常常背着家人,拿出几升米相送。有些佃户还不起债,他便偷偷给予减免。
粟总晚年回忆:“我偶尔做假账骗我父亲股票加杠杆操作流程,很容易骗过去。例如,有的时候,债期到了,欠债的佃户无力还债,或无力如数还清。我很同情他们,就在账上做假,或只记不收,或多记少收,佃户还债的困难便圆满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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