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投资哪家可信赖 显微镜下的大明：明朝县太爷一天如何办公？看完才知，电视剧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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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规定了一些法定假日。

“凡每岁正旦节，自初一日为始，文武百官放假五日。冬至节本日为始，放假三日。”洪武六年，太祖“命考古休沐假日，礼部以唐六典假日上，从之。令百官每月五日给假”。

宣德三年，又定于每年岁首旬休十日。

此外，逢皇帝登基、寿诞、丧葬等，也要停止公务活动。

1、县太爷一天如何办公？

除政府规定的假日外，县衙每日清晨即开始办公，日暮时方才散衙。

“凡官府皆须侵晨署事，日入方散。”

每日卯时(6时)，吏典、隶兵及各种杂役于承发房画押报到，称点卯；下午酉时(18时)，散衙归家。

列县官每日升堂分为早堂（早衙）、中堂（中衙、午堂、午衙）、晚堂（晚衙)。

各官对时间的安排，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和各自的情形能力，不尽一致。

据载，早堂一般为卯时至辰时（上午6至8时），“粮里长等各照都图，挨次站立两廊下，次第升堂，作揖听发放出”。

中堂为巳时至未时(10至14时)，主要是“问理词讼，干办公务”。

晚堂为申时至酉时(16至18时)，继续清理词讼，审录狱囚，总结一天公务，然后击鼓散堂。

知县一天处理事务总的次序是处理公文，比较钱粮，问理词讼。

二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达成中德能效工作组2024年工作计划；

《官箴集要》称处理公文的顺序是，“其申达上司公文，早衙佥押；其平关牌帖并批牌等项，中衙佥押”。大堂上每日设值堂吏和值印吏各一名，“直堂吏一名，专一在堂挂号登记上下公文，并拘勾人犯牌票，以便揭查。直印吏一名，置簿填写某房公文几件，用印几颗，至晚递不致违误，结状以防奸弊。”

其余吏典于各房办事，非传唤不得上堂。每晚又派巡风吏一人巡视衙门各处，以防奸盗。

2、县官一天都在干啥？

县衙中的人员分为官、吏、役三等，呈金字塔形。

在政务上的分工大体为：官主决策，吏理文书，役供差遣。

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即正官、佐贰、首领，为朝廷命官，数量极少，知县总管一县之政务，佐贰、首领则分别分工负责劝农、水利、清军、巡辑等某一方面的事务；吏员为在吏部注册的公职人员，每县一般约有十数名，主要在六房、粮科、马科等各房科中办事，处理公文账册；差役则从民间征派，为“庶人之在官者”，司职站堂、看管、守卫、催科、抓捕等事，事无巨细，凡需听候官吏差遣之处均可设差役，数量可达数百甚至上千人。

县衙中的公务文书主要由各房科的吏书草拟。

与清代县官文移主要倚仗师爷不同，明代吏书在公文的处理中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吏典买充者多，素质普遍降低，通文移者日少，多由各房主文、书手代笔。吏典、首领官对公文应及时办理，不得稽延。

《大明律·吏律·公式·官文书稽程》规定：

“凡官文书稽程者，一日，吏典答五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首领官各减一等。”

对于官员办事程限，《大明令》规定：

内外衙门公事，“小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

《读律琐言》卷三“吏律”“官文书稽程”注云：

“诸衙门文书，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

遇有公事，六房吏典向上禀报，须自上而下进行，即首先秉明知县，再赴分管佐贰、首领处商议；签押文书时，则遵从自下而上的顺序，先由下面的吏典首领等官开始，最后至知县处用印施行。

“遇有大小事务，该吏先于长官处明白告禀，次于佐贰官处商确既定，然后当该吏典幕官书卷，才方自下而上以次佥押讫，正官下判日子，当面用使印信，随即施行。”

这样做的目的，可能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信息上达长官的渠道通畅，不致被中途截断：同时政务处理意见先由下面的该管官吏议定，最后由县官决断施行，也可以减轻知县的理政负担，使各级官吏各负其责。

刑名、钱谷为知县最重之事。县官受理百姓词讼称为“放告”，受理词讼的日子称为“放告日”，每隔三五日一次。一般是逢三、六、九日放告。

《新官轨范》：“告示众告状之人，每月三、六、九日方许递状。”

吴遵《初仕录·严告讦》：“放告明开告示，或三或六或九，每放告牌出，挨图逐里进入。”

也有五日一放告的，更有“民淳事简之地”，只在每月初二、十六放告两次。

在农忙时节，为不妨农时，还要止讼几个月。如四至七月农忙时，除人命、强盗等大案外，其他案件不予受理。

3、县官如何断案？

放告之日，县官升堂后，出“放告牌”，原告捧纸依次递进县衙。

状纸递进后，由承发房吏接下挂号。

县官接状后为慎重起见，往往并不立即审理。退堂后一一细览，第二天再与发落。

《新官轨范》：

“将状子不分有理、无理，俱各接下。省令告状之人，俱各明日来朝听审。当夜用心将状逐一参看，可受理者，紧关去处红笔标下，次日只在红笔去处审理。如无理者，将状扯毁赶出。”

不准状的退回，准状的再传原告、被告、证人三方细审。

《居官格言·递状日期》列出了每月接状和听审日期：

“初三日、初四日听审；初六日、初七日听审；初九日、初十日听审；十三日、十四日听审；十六日、十七日听审；十九日、二十日听审；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听审；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听审；二十九日、三十日听审”。

钱粮完纳不及时，或差役办差逾期，县官则用刑求、监禁的办法催督，称为“比较”。

征比钱粮时，先比较粮长、里老等役，使之催督欠纳户，若再不完，则征比花户。

县官除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等事外，不得轻离县衙，有事则以信牌差遣吏役。

信牌又称“牌票”、“票”、“硃票”，之所以称为“票”，信牌为纸质，牌上面用墨笔写明所办事情，限定日期，用硃笔签押，并盖官印。吏役事完须将牌交回，称“投牌”、“销牌”。

差点差役时又使用签筒，筒中置签，上写各役姓名，差点某役，则抽其名签付之，事完差役将签交回。

但牌票亦不可轻给，以维护牌票的严肃性。

牌票是替官府办差的凭证，可发与差役，也可发给在县听差的值年里长，使之勾摄公事。“追会钱粮、军需、刑名、造作，大小公事，不得差人下乡，止是遣牌勾办。”

审案时，县官还可将牌票交与原告、干证，令其持票拘传被告。明初以后里长多在县“承符呼唤”，听领钱粮词状牌票，回乡催征钱粮，勾摄人犯，或措办供应。

明中期以后一些地方甲户不必到县应役，但要出“应卯银”补贴里长应役劳费。

县官有事传唤乡民，应尽量差遣里长，以免差役下乡生事勒索。

明初朱元璋从整顿吏治、约束地方官吏的角度出发，颁行了地方衙署建设规制，并规定大小官吏必须在衙署中居住、办公。

明代县衙成为官吏办公与居所合一、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场所。

官、吏作为政府公职人员，一般不得擅出衙门，大量政务的具体执行、与地方百姓的实际接触均由征自民间的差役完成。

明代虽然对官吏的行为作出种种规定和限制，如不得擅离衙门下乡扰民，有事须以牌票差遣等等，但实际上官吏仍然有种种机会徇私舞弊，通过收取各种常例对百姓进行勒索。

而差役这种灰色身份一他们身在官府，所行为官府之事，身份却是百姓，并不纳入国家官僚体系的监察范围——弊害更是明显，由于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官与民之间的中介，掌握了官、民之间的信息交换渠道，使他们很容易上下其手、瞒上欺下、祸害百姓。

明代的县衙由于政府颁行的“范式”，形成了比较统一规范的建筑格局，其规范性与严整性超迈前代，其核心格局为清代所继承。但其封闭性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衙署周遭以高墙与外界隔绝，官吏办公、居住均在其中，不得随意外出，使官与民之间的分野更为严格，官与民的接触和沟通受到更多的限制。

虽然明太祖的出发点在于澄清吏治，但是实际上这样做的效果十分有限，一方面官吏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贪污中饱，另一方面数量庞大的差役成为代表官府直接面对百姓，易于祸害生事、败坏吏治和政府形象，而又疏于监督和制裁的一个群体。

4、县官的人际关系

同僚是指县令的佐贰、首领官及学官等。他们分管一县的财政、司法、巡捕、学政等事务，是县官的左右手。

这些人是朝廷命官，与县令出身大体相近，是知县行政的主要依靠力量。与清代不同，明代佐贰官在县行政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佐贰、首领除固定分管某一方面的事务外，知县遇事难以分身料理时，还将一些比较钱粮、审理词讼的事批给佐贰、首领官办理。

此外如知县因故离职，可由佐贰官署职，有时还可转正。但由此也造成一些弊端，佐领官署事，入门即征租税以图加收，日夜敲扑，急于星火，有“署印如打劫”之说。

在行政系统的分工上，官主决策监督，吏主文法行移。

双方的关系中存在合作的一面，“官糊涂，吏提撕（携）之；吏隐蔽，官鞭策之”。

毕竟只有官吏合作，才能有效地推行县政。但明代文献中充斥着的，是官对吏的警惕和防范。虽然县官在行政事务中握着决定性的权力，但由于吏所娴熟的法令故套、规则成例为县官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加上官来自外地，吏出于土著，因而在日常行政中吏实际上掌握着潜在的主动权。

由此形成了吏对官的制约，官对吏的管理有很大的局限性。

对于大量的役，以县官一己之力也难以处处兼顾，主要以被动防范为主。

到任后县官对吏胥处处防备。“任后，左右前后大小一应人等，俱是本县之人，惟我是外人。他个个都要瞒我欺我，问人讨钱，到任之后，一应人役俱要防范，决不听他言语，误了我正事。”

吏与役作弊的手法有所不同。

吏承行文书，较少直接面对百姓，因而其弊以改换文书、牌票，侵吞钱粮为主，具有“文”的特点。

役负责具体执行，接触百姓的机会多，其弊以恐吓、敲诈、勒索百姓为主，具有“武”的特点。

吏役作弊有制度上的原因。吏员俸禄微薄，新参者又往往因交纳顶头银而负债，着役后不免想方设法诈取钱财。杂役工食本少，重役更有额外赔累，因而转向百姓榨取。

县官对吏的管治，主要是事多亲办，少派之承行，平时与吏保持距离，防止其过多干预公务；对皂隶的防范，主要是遇事多用里老，尽量少派之下乡，减少其扰民科索的机会。

可以看出，县官对吏役的防范多是被动的，较少主动性。这是县官来自外地、势单力薄的先天缺陷所致。

县官对吏典的防范手段主要是疏远。大堂之中只准值堂吏一人在旁伺候，六房吏分房办事，非呼唤不得上堂。

吏典不许随便走动，无故不得擅出衙门。

对役的管束，首先要慎选、防范门子。

“凡衙门传话窥伺，人皆由门子。门子者，众奸之线索也。门子，江南多以慧巧充之。”“此辈皆游手游食之徒，不谙事，不知法度。一遇官府宠用，即在外架言倚势诓骗，靡不畏惧，人人皆云：某门子是太爷耳朵。”

由于门子跟随日久，易于得宠，包揽公事，须防范其弄权。

其次，派吏役出差时须慎重，尽量减少其与百姓接触的机会，避免科索百姓。

再次，防范粮长、里老等役作弊。

如“里长之家，循理者少，豪横者多。中间多有倚恃财势凌虐细民，使其无所控告者；亦有包领官钱人己，使细民典卖输官，而不沾分文之惠者；又有接受原被告财贿，安为代禀，而使小民受抑无伸者。”

对于县官约束吏胥，当时有语云：“门子不上堂，书手不进房，皂隶不下乡，就是好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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